财经视界说—财经讲堂酷游九州
在南美洲阿根廷与巴西都是发展中的大国，虽说被人们称之为南美双雄，但是在今天的全球范围内阿根廷也只能沦落为二流的发展中国家。
从自然条件看阿根廷土地平坦、气候温和、河流通畅且相互贯通，有着土壤与肥力保持很好的潘帕斯草原，粮食产业发达是世界著名的农产品出口大国。同时凭借着优越的自然条件阿根廷大力发展农业和畜牧业。
阿根廷常年养牛超过6000多万头，每年需要宰杀一千多万头牛，牛肉出口量排名全球前列，因此阿根廷素有世界粮仓和肉库的别称，所以农业成为了阿根廷的支柱产业。
欣欣向荣的农业加之外向型的开放政策及政府鼓励外资进入，使得以英国为主的资本纷纷投入阿根廷。1880-1890年的10年间来自英国的投资翻了8倍，占了阿根廷外国总投资的的一半。1880-1905年之间阿根廷的GDP以年均8%的速度增长，成为世界第5大出口国，人均GDP世界第7，与美、英、法等世界强国接近，远高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新兴移民国家。
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当时被称为南美的巴黎，是南美洲唯一的发达国家。可以说阿根廷的发达源自于土地资源的肥沃。
这么一个发达国家如今是怎么退化成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且欠下这么多债的？导致阿根廷债务危机的原因有很多，九州酷游 官网 九州酷游注册比如国家经济结构差、工业化底子薄、外汇储备少、社会福利高等都是问题。不过今天着重讲的问题是：美元如何通过三次潮汐对阿根廷的收割，使阿根廷最终从发达国家沦为了一个二流的发展中国家。
第一轮美元周期收割。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由于美国经济陷入滞涨，为刺激消费全世界进入低利率时代，阿根廷政府趁机大肆举债，用美元贷款投资基础设施和工业化。
然而好景不长，因中东战争引发的第二轮石油危机加剧了美国的通货膨胀。为了遏制通胀美联储在1980年开始大幅加息，导致全球资金回流美国，阿根廷的债务成本急剧上升无力偿还外债。
1976年阿根廷政府外债仅为250亿美元，到1980年外债规模飙升至750亿，九州酷游 官网 九州酷游注册四年膨胀两倍，阿根廷的钱主要花在了国企补贴、福利支出基础建设。因此在1982年，阿根廷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债务危机，经济衰退社会动乱两年后阿根廷陷入债务违约。
这时美国主导的一个全球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入到阿根廷人的视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款给阿根廷，除了收取利息外同时附加了一些政治条件，比如要求阿根廷变卖国企，增加税收减少公共服务支出，向西方所谓自由开放的资本主义市场看齐。
自由开放的资本主义市场本质是美储联背后的华尔街资本迫不及待地要求进入阿根廷抄底国有资产，最终利用美元潮汐涨跌，将阿根廷人的财富不费吹灰之力收割到手。
第二轮美元周期收割，1989年阿根廷新一任政府梅内姆上台，此时阿国经济正在崩溃边缘徘徊，通货膨胀高达4924%。1991年梅内姆启用经济学家卡瓦略担任经济部长并推出了著名的兑换计划。计划规定：由阿根廷央行外汇背书，以美元为货币本位，实施1美元兑换1阿根廷比索的固定汇率；阿根廷央行不得无限印钞补贴阿根廷政府；美元可以作为法定货币在阿根廷流通。
从短期看固定汇率配上央行缩表，确实能大幅降低通货膨胀尤其到1993年，通膨只剩下7.4%著名的兑换计划，一开始确实稳定了汇率和物价，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外资流入。兑换计划之所以能成功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1991年起美元正处于下行周期，美国人没有对阿根廷经济做出干预。
然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启动新一轮加息周期，阿根廷经济一夜回到解放前。首先是外资出逃阿根廷外汇管制形同虚设，大量国际资本回到美联储，阿国各项经济建设被釜底抽薪。接着是债台高筑失业率激增，1999年阿根廷政府收入降低了20%，失业率增长到18%政府债务上升到1500亿美元，并且由于固定汇率导致阿根廷比索价值被高估，国际购买力变向降低。
2002年初持续了10年之久的兑换计划宣告破，阿根廷央行重新实施浮动汇率，同时美元的升值也使得阿根廷的债务负担加重，难以偿还。2002年阿根廷爆发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比索大幅贬值政府宣布暂停偿还外债，数百万人陷入贫困第三轮美元周期收割。
为了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美联储实施了前所未有的量化宽松政策，大量印钞购买债券和资产使得全球流动性充裕，阿根廷政府也借此机会大量举债，用于补贴民生和刺激经济。
然而在2018年美联储开始加息和缩表后，全球资金再次回流美国，阿根廷的货币比索遭遇空前的贬值压力，通胀率飙升至50%以上经济陷入衰退，阿根廷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并接受其严苛的改革要求。
2019年阿根廷再次爆发了债务违约危机，并一直在与债权人进行艰难的重组谈判。2020年5月在口罩病的冲击下，阿根廷无力偿还债务利息，只能与部分债主进行谈判。在经过反复拉锯以及多次延期后，才勉强与债权人达成了重组协议，对逾期的650亿美元外债进行了削减和延期。
很显然阿根廷已经深陷债务的泥潭不能自拔，这里有产业转型失败和政策路线上的巨大失误，也有左右路线之争和政府与人民的极限撕扯。
